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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丹青的十年:和一切保持距离
www.artrade.com   2010-07-05
  来源:   南方都市报 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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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0年过去了,我看见了我所看见的。”陈丹青用一句有些虚无却也不无深意的话,总结了他回国的十年。对他而言,这似乎也是一个梦想破灭的十年。

  “2000年后,从纽约回到北京的陈丹青,先是进入清华大学的体制,后因不满招生制度而离开;曾以《西藏组画》一举成名,后来却连谈论绘画的兴趣都没有了,他的新作《外国音乐在外国》就在这个月出版,这本书和他的“本业”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
  “谈论艺术的氛围,早就丧失了”,陈丹青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,“我们现在的问题,是没有鲁迅时期的语境”。

  为什么你在伦勃朗的画面前哭?

  十年前,在2000年1月《艺术世界》“与陈丹青交谈”专栏上,一位读者问陈丹青,“为什么你在伦勃朗的画面前哭?”

  在同一篇专栏文章的问题部分,还有诸如“为什么剃光头?为什么穿中式服装?是否信服?”“你认为你是一个平凡人么?”“艺术家需要教父吗”等怪异而有趣的问题。陈丹青均耐心地一一作答,以致他的朋友生气地质问他:“这样浅薄无知的问题,你也居然有耐心回答吗!”

  这是陈丹青回国后在刊物上第一次亮相。在开场白中,陈丹青这样写道:“今岁归国,各地刊物不免时来邀稿。几番应酬过,还不放我清闲。”读者的疑问,以文艺话题、问题居多。

  专栏开始没多久,陈丹青就接受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邀请,作为“百名人才引进计划”中的一员,成为了该校特聘教授。研究方向是“当代架上绘画与图像文化比较研究”,并兼任本科生教学以及每年春秋两季给各系学生的公共选修课。

  接受这一教职后,发生的一连串“事件”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在公众视野中的画家形象。

  次年的11月11日,陈丹青在专栏文章中,不无激烈地对人文艺术学科的英语招生制度进行了批评:“中国自‘五四’前后创办艺术学院迄今,八十多年过去了,我们的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臃肿庞大,像今天这样充斥办学的教条”,“艺术学院外语考试的苛政实施有年,贻害众生,实已积重难返”。

  陈丹青说,“忽然对准外语考试破口大骂,实在是从气闷的学院伸出脑袋,做做深呼吸。”这篇文章后来被四川美院的学生复印了贴墙上,上书“请看猛文”。

  在政治与外语分数绝对优先专业成绩制度下,长达4年,陈丹青都无法招到一名硕士生。此后的清华大学辞职事件,酿成了一起风波。2004年10月15日,陈丹青提出辞职报告。在辞职报道中,他写道:“我深知,这一决定出于我对体制的不适应,及不愿适应。当我对体制背后的国情渐有更深的认知,最妥善的办法,乃以主动退出为宜。”

  “中国人重世故。我的世故仅限于礼貌的层面,但我至今没有学会在表格上,或按照教条指定的方式,陈述‘成绩’:那是对体制的确认,而不是对学术道德及其规律的确认。我今服务于这所学院的价值,以及我微乎其微的服务本身,远不如这所学院选择我的价值:这选择证实了国家的良性变化,在这变化的戏剧性环节中,我愿意充任一件可被暂时利用的小小的标本。”

  随后,陈丹青接受大量媒体采访,在后来出版的《退步集》一书中,他将辞职信“高调”收进该书中。陈丹青日后在上海的某个讲坛上也坦陈:“其实在批评教育的时候,我也有虚伪的一面,我只对政治英语开炮,如果在其他方面再作批评的话,就要得罪我得很多朋友和老师”。

  尽管陈丹青的批评和出走,赢得了不少的喝彩,但他所批评的制度,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地变化,英语和政治成绩依然是入学的重要考核标准。“这个问题之所以是问题,主要在于领导水平,很多大学的领导不懂美术教学的规律”,日后谈及陈丹青的出走,曾任职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的杨之光说。

  要艺术家拯救社会,是大不幸

  招生制度的问题,依然是大学教育的病症,不过,对于在陈丹青递交辞职信的四年后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的徐冰而言,“商业体制比学院体制更残酷和更窄小,艺术的空间更小”,进入学院反而成为了“权益之计”。

  离开学院后的陈丹青,在上海艺博画廊举办了他近年来的最后一个个展:“感觉记忆”艺术展,自此,陈丹青的展览记录到此嘎然而止。画家陈丹青成为谈论鲁迅的“专家”和畅销书作家,继《退步集》出版后,《退步集续编》、《荒废集》等书也相继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  “写作使我从只顾画画的痴态中睡醒来,醒在自己不同的书中,暗暗惊讶域外和家国怎样深刻地改变并重塑一个人。”在2007年《纽约琐记》的修订序言中,陈丹青解释自己由“画”到“写”的转变时说,“二十多年前,我蓬头垢面去纽约,自信为了艺术,是《纽约琐记》通知我,假如内心的经验欲以言说,可以试着写写”。

  “在绘画里,我只做到了结束‘文革’,但用写实的笔触去描述当下,我做不到,因为我意识到自我的断层”,在一次对谈中,陈丹青坦承。

  其时,艺术创作的环境其实也已经发生变化,“F4”等艺术家成为市场明星,刚回国时,当代艺术的流寇状态也发生了改变。“我为什么要办个展?画画是为了办展览吗?我确实无意谈论艺术。我在这里看见的艺术,背后都是别的事情,出于别的原因。诚实的,有兴味地谈论艺术的氛围,早就丧失了。”陈丹青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。

  在2009年年底的参加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挂牌仪式时,陈丹青对于当代艺术的“招安”问题,以直言伤害了不少前卫好汉,陈丹青说,“不管怎么样,都不要把自已的锐气灭掉,不要让自己慢慢变蔫了,我希望大家能一直玩下去”。

  “平心而论,过去二十年,中国式的当代艺术有效拓展了表达的方式与空间”,在陈丹青看来,“中国当代艺术与体制的关系,只能是目前我们看见的那样,混在一起玩玩,彼此利用,彼此涂抹,分享一些好处。我们需要时间,别指望它会像欧美国家那般自由而独立。”

  “丹青是一个敢作敢当的人,不仅说到,而且也是那样做的,他对自己的言论、行为负责人,诚实而有才华,他的文字如同他的绘画一样充满了魅力”,艺术家刘小东是陈丹青多年的朋友,刘小东认为,“复杂的社会给丹青的冲击大于艺术,他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,是一种不同于绘画的表达方式”。在招安一说出来后,陈丹青也遭遇到中国美术学院教师邱志杰的批驳,他以质问的语气问陈丹青:你这几年为艺术做什么了吗?

  “我现在不愿仅只谈艺术,因这话题似乎愈形狭窄贫薄——在所谓风格、手法、主义、观念的背后,我认为还有别的话题在:我们为什么要来画画?所谓‘艺术家’是怎样的‘人’?这种‘人’在今天的文化环境中究竟是哪种角色……”在《纽约琐记》中将其作为自己的文章很少瞄准艺术的一个原因。

  不过,陈丹青并不认为自己就从此成为了“公共知识分子”,可以拥有拯救社会的能力。“如果公众居然期待艺术家来改变现状,那是社会的大不幸”,陈丹青说。

  访谈部分:

  1

  南方都市报:我注意到你出版的书籍中,谈艺术的文章越来越少,并且,你的个展记录到2004就断了,为什么会这样?

  陈丹青:我刚回国的2000年,清华美院为我办了个展,此后迄今,九年内我没再办过一次个展,零星展览是陪朋友玩玩。为什么要办个展?画画是为了办展览吗?我确实无意谈论艺术。我在这里看见的艺术,背后都是别的事情,出于别的原因。诚实的,有兴味地谈论艺术的氛围,早就丧失了。

  南方都市报:在这十年,你相继出版了《退步集》、《退步集续编》、《荒废集》等多本书,写作对画家陈丹青而言意味着什么?

  陈丹青:不意味着什么。我既不想到我是作家,也不想到我是画家。

  南方都市报:我感觉你和这个国家总是保持着适度的距离,比如你没有像梁文道、韩寒等人那样,对谈论公共事务保有浓厚的热情,而是以自己的节奏写作、出书。你能容忍一个再也不画画的“时评家”陈丹青吗?

  陈丹青:我一直在画画,只是不那么多。我可不是时评家,太可怕了!那是一项专业,不能乱说的。梁文道是职业媒体人,他很尽职。韩寒是赛车手,在他的领域是第一名,他玩博客是因为真的好玩,我猜他挂上一篇新博文时,绝不会想:“啊,我又一次介入公共事物!”他得意的一定是写出哪句妙语,就像我得意自己的哪根线条一样。

  要和一切保持距离。为了描绘我正在描绘的,我必须保持距离。我想提醒诸位:目前被大家称为“介入社会”的人群——据我所知,国内有几十位葆有良知令人尊敬的学者和文人——从来就和社会保持距离,安静地活在自己的电脑前。真正介入社会,无孔不入的人,是商家与政客,数钱,弄权,社会的所有缝隙早被他们占有了。

  南方都市报:在一次演讲中,你认为“从1937年以来,我们从来没有达到过鲁迅时期的批评水准,而且今后很长很长时间也不可能达到。”我们的批评丧失了什么才至于让你悲观至此?

  陈丹青:如今不是“丧失批评”的问题,而是让不让说话。“鲁迅时期”的说法其实不恰当:鲁迅在世的年代,绝不只他一人在说话,各种人,各种问题,到处公开说。后来鲁迅被钦定为当年唯一的批评者,被弄成过去式符号——因为据说他批评的罪恶早已终结了——现在我以鲁迅符号指称那个时代,已是扭曲。我不能说“胡适时期”、“陈独秀时期”、“邵飘苹时期”……太多名字被屏蔽太久了,我只能提鲁迅。这就是言论窘境。今天许多优秀耿直的学者仍在批评,民众私下的批评更是没有停止,但是既不能公开,也很难发生影响。

  南方都市报:无论是你笑谈中的“大先生”鲁迅,还是你在2009年曾经与之对谈的梁文道、韩寒,他们的一致性似乎都在于直接、迅即地介入社会,担当道义,直言著文。你认为知识分子与社会、与国家之间理想的关系结构是怎样的?

  陈丹青:在鲁迅时代,许许多多媒体人、作家、大学生,就是梁文道、韩寒的角色。拿梁韩二位和鲁迅比较,符号不对称:不是指才华与名气,而是他们没有鲁迅的语境。鲁迅与他同道、论敌群相构成的言论生态,今天梁韩二位有吗?他俩得不到起码的公开应和与持续论辩,除了网络留言,但留言是批评吗?他们的“迅即”,只因网络,他们的言论,其实并不“直接”,相反,他们必须拟定曲折的语体才能表达,但仍会受阻——去年一年,梁被退稿近二十次,南方周末将韩寒选为“中国梦”受奖人,最后一分钟被合作方的上海文广集团否决,而他只接受极有限的采访,从不为纸媒供稿——是的,他们声誉卓著,但这是一种不可能“介入”,更不可能生效的声誉,是暂时被放一码的杂音,就像媒体的批评,难见实效。

  总之,梁、韩,还有未未,又孤立,又孤单,媒体不过是在被允许的限度内放大他们几位,这种放大只告诉我一件事:安静极了。绝大多数人选择沉默。

  2

  南方都市报:最近,韩寒被称之为“当代鲁迅”,也有杂志将其定义为“公民韩寒”,韩寒在媒体上掀起一阵热潮,你认为这样的评价公允、准确吗?你认为一个知识分子成为“当代鲁迅”,应该具备怎样的基本素养?

  陈丹青:前面说了,鲁迅之为鲁迅,除了个人价值,还在他周围的价值。没有那些价值,哪来“当代鲁迅”。当年鲁迅的敌友都是五四前后顶顶优异的一群人,各自有真实的深刻的影响面。今天谁与韩寒为敌为友?就算有,是什么份量?什么影响?此也所以韩寒之于今日,或比鲁迅之于当年,更稀缺。他有三亿多博客点击量,可他身边是空的,他要是遭遇麻烦,会有三亿人声援么?就算有,会发生作用吗?

  “公民”的意思,是指千千万万具有宪政意识,实实在在拥有宪法权力的人。十三亿老百姓,由韩寒扮演一介“公民”,岂非怪事。如今媒体称他为“公民”,只是一形容词,一份假托和愿望,借此一例,说说罢了。鲁迅死后七十多年,中国有一位年轻人被举为“公民”,真是其情可感,其状可怜。

  南方都市报:有人提议选韩寒当市长,你会投出怎样的一票?

  陈丹青:这种“提议”辱没了韩寒,也辱没了“公民”一说。这是世世代代盼“清官”的集体基因、集体思路,凡被有所寄托的人物,除了盼他当官,没有别的想象,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公民。而且这种期盼太离奇了,简直说梦话:我们哪位可爱的市长是老百姓投票选出的?哪位“公民”手里捏着一张选票?

  南方都市报:其实,你们身上似乎有某些共同性,比如韩寒的退学和你的辞职,你们都从体制从挣脱了出来,这样的勇气并不是所有人都有。你希望看到更多的韩寒、更多的陈丹青去做这样的冲破体制的事情吗?

  陈丹青:我绝对不希望“更多的”高中生或教师“冲破体制”,不要夸张退学、辞职这类个例。重要的不是走开,而是你怎样存活。我本来是个体画家,独自谋饭。今天的生存空间不容许使性子,除非你果然有能力自谋生路。改革开放的良性后果之一是部分人群可以自谋生路,但绝大多数人,包括先进国家,都是上学上班过一辈子。

  “冲破体制”不是目的,不是价值观。何况休想“冲破”。目前的体制不仅在政治层面,更在饭碗层面。体制并非只是管人,而在养人。三两个不识抬举的家伙破了一破,千万人补进来。能做的事,是自尊,自强,自我完善。我不认为退学辞职是勇气,而是性格与命运,倘若像韩寒那样,加上智慧、韧劲,就能自食其力,葆蓄自己的成长。

  南方都市报:韩寒应该是80年代生人中的异类,也是最幸运的一位。你看过电视剧《蜗居》,你怎样看待这个在高压中生活的年轻一代?

  陈丹青:韩寒对得起他的幸运,现在都说他成功,有谁留心过他付了什么代价吗?至于《蝸居》,那是全世界白领的总命运——受薪、贷款、分期付清之类——区别是:我们固若金汤的体制成功引进竞争机制,以双重陷阱牢牢套住千千万万蝸居族:此即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”,或曰“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”。当然,“主义”之类早已不能指称中国现实了,统治从来没有这么奏效过。我同情年轻人,但很抱歉,我只能说:蜗着吧,巴望蜗进来的人密密麻麻,千万别辞职。

  3

  南方都市报:前段时间,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艺术院的成立,被外界称之为是一次对艺术家群体的“招安”,这让人感觉当代艺术是一个纸老虎,极其容易地就和体制言和了。你认为的当代艺术和体制应该是怎样的关系?当代艺术对社会的贡献应该在什么地方?

  陈丹青:那天的成立大会,领导们都拿份稿子照着念,一点不“当代”,我出于开开玩笑的意思,说了“招安”二字,不料当场伤害不少前卫好汉,真是抱歉。我知道,“招安”一词其实即不准确,也早过时了,“朝廷”与“江湖”是宋代的故事,距今一千多年。六十年来我们这里没有真的江湖。八五运动是在体制内发起的,日后在体制外不断繁衍的空间也全赖体制默认,甚至纵容,不然要收拾干净非常容易。

  认真说,这不是坏事,也不是好事,而是肯定会发生的事。我不关心“当代艺术”这类字眼,它会使我们误会中国真的有了当代艺术,就像误会中国出现了“公民”。平心而论,过去二十年,中国式的当代艺术有效拓展了表达的方式与空间,它和时尚业、流行文化、超女超男之类一样,使社会相对多样、宽容、有趣,缓缓进入和平演变,它甚至有限触动了体制内的权力意识,带动部分年轻官员相对开明、开放。它或许是纸老虎,但毕竟长一副老虎的凶相,并不是绵羊。它与体制的关系只能是目前我们看见的那样,混在一起玩玩,彼此利用,彼此涂抹,分享一些好处。我们需要时间,别指望它会像欧美国家那般自由而独立。

  再说,全世界的艺术家都渴望得到承认,在中国,目前被承认的方式只能来自所谓“体制”,此外哪有任何足够权威的机构承认艺术家?除了你们媒体,弄些奖项,闹点气氛,但别忘了,媒体绝对属于体制。总之,主要的变化来自体制,当代英雄的分庭抗礼原是部分假象,现在他们进入体制,回到本来的出处,不必诧怪。

  反正“招安”一词不适用,我真的是在开玩笑。要知道,欧美国家的当代艺术,本身就是一整套体制。毕加索说:一旦艺术被承认,就不值一钱。在他们那里,是政府与国家巴结毕加索,希望得到他的承认——在目前的中国,我想,只有艾未未与韩寒绝对不会与体制玩耍,此所以他们是孤例,此也所以他们是未未,是韩寒。

  南方都市报:艺术家似乎只有介入公共事务,他才有可能成为社会舆论领袖,比如你、艾未未、吴冠中,无不是如此。公众对艺术家的期待似乎艺术家不应该只待在画室,你认为这是“公众的期待”和“艺术家的理想”之间的差异吗?

  陈丹青:我从未、也不可能“介入公共事物”,只是为招生的苦恼骂几句,被媒体渲染,社会听到了,如此而已。艺术家为什么要成为“社会的舆论领袖”?何况哪有真正的“舆论”或“民意”?哪份报纸、哪家电视台给过我们清晰的“舆论”?多少年来,我们早就“被舆论”了。我相信未未、韩寒都不是为了成为舆论领袖而说话,只是性格倔,不识时务,准确地说,他们是反舆论的人。

  我看不出“社会”对这些家伙感兴趣:社会是指最大多数人。大多数人很清楚,除了无所不在的权势者,没有人可能真正介入并改变中国的所谓公共生活:这既是潜规则,也是尽人皆知的潜舆论。迄今发生的公共事件不过是这一主宰过程中的大麻烦和小波澜,并不是真的公共行为和民意结果。我不知道“公众”在什么时候,什么情况下,居然期待“艺术家不应该只待在画室里”。我不相信有这回事,大街上哪个“公众”真有兴趣知道艺术家吗?

  就算公众居然期待艺术家来改变现状,那是大不幸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文学家曾被赋予太多社会期待,作家们会收到无数冤假错案的申诉信,现在情况应该变了吧:从好的一面说,各行各业基本落实了职业归属,民间种种问题开始进入职业律师和相应社会角色(包括部分官员)的职权范围(虽然维权律师的介入挫折重重);从坏的一面说,今天一个文艺人远不如三十年前的社会影响,那时,一个作家真的能够起到今天的文艺家休想起到的道德作用,甚至直接影响现实。未未、韩寒的出现是今日社会的畸形,畸形到居然想要推举韩寒当市长,这不是好消息,而是社会有病,病得很重。

  但艺术家的可能性,在这当口,被豁然打开:并非他要“介入社会”,而是,社会问题成为紧迫而生动的题材,而社会,在艺术家那里忽然听见意外的回声。我们总会提起当年的左拉,他就是一个意外,当市长、法官、军人难以被信任时,左拉展示了他的能量。他决不是要成为“舆论领袖”,相反,他和舆论斗争:当时所有舆论都对他不利,但他遭遇了一个被迫害的人,也就是说,一个难以拒绝的题材,作为作家,他要进入并解决这题材。

  艾未未前年为杨佳叫喊的动机和左拉近似。当然,案情与结局完全不同,因为社会完全不同。未未的困境比左拉绝望得多,但他竭尽全力攻击舆论:在我们这里,谁真正占有舆论,大家都知道。

  南方都市报:艾未未近年来不断介入社会事件,尽管获得了声援与支持,但是他的艺术家的身份越来越模糊,艾未未做了什么作品,也不大为人所知了,这对一个艺术家而言会不会是一种自我牺牲?

  陈丹青:当你说“艺术家某某介入社会事件”,你已假定艺术家不该介入社会事件,但左拉,一个小说家,确实介入社会,并发生奇异的作用;当你说“艺术家的身份越来越模糊”,意思是艺术家应该只是艺术家,但我告诉你,未未一点不在乎,甚至厌恶身份;当你说未未的作品“不大为人所知”,可能是真的,艺术在中国的社会空间远远还没生根、展开;当你说这是一种“自我牺牲”,我告诉你:未未要的就是这种“牺牲”,他以这“牺牲”嘲笑并超越“艺术家”,同时证明,什么才是艺术家的能量:这种能量来自“人”,如果这个“人”正巧是艺术家,那么,这种表达方式会更有个性与人性的力量。他为汶川的死孩子建立姓名档案,与他的《童话》异曲同工,是更为广大而自然的拓展,是他的创作的一部分。去年十月,他以数千枚中国孩子的书包包裹展厅的外墙,十分壮观,这种渲染的方式只会来自艺术家,社会工作者、维权律师再善良,再正义,也想不出这样的方式。

  当然,这一大规模的装置目前只能出现在欧洲人为未未提供的场所,不可能在这里被允许。但我们不是要走向世界吗?不是要在世界范围确立话语权,甚至软实力吗?政府应该感谢未未:目前我们拿得出什么像样的话语足以感动世界吗?人家除了看你GPT,还要看你怎样对待性命,看你以什么方式对待性命:未未拿出了他的生命观。这才是真的话语,这才是真的软实力。一个艾未未,一小群义工,居然让法庭和警察不安,这不是软实力是什么?

  南方都市报:据我所知,有人批驳艾未未是打着艺术的幌子做非艺术的事情,他甚至还被某些批评家从艺术家行列里“开除”,对此你怎么看?

  陈丹青:太荒谬了。什么叫做“非艺术的事情”?什么叫做“艺术家行列”?见鬼去吧!一群虫蛆。

  南方都市报:在谈到安迪沃霍时,你认为他的书中无所不在的自由与诚实,是对于自以为进入现代生活的中国都市读者们,可能正当其时。依你看来,我们似乎处于“自由”与“诚实”的双重短缺的危机中。以当代艺术为例,你认为短缺危机下的致命伤在哪里?

  陈丹青:不自由的人,一定不诚实;不诚实的人,一定不会自由。我不在乎“当代艺术”,我只是亲眼目击一个个不诚实的艺术家自以为很自由,一个个不自由的艺术家,根本不在乎诚实不诚实。

  南方都市报:你给人的感觉是温文尔雅,你会因为什么事情而愤怒?

  陈丹青:为太多无法表达的愤怒,为这些愤怒最后只能是愤怒,我感到愤怒。有时我为自己必须克制这廉价的情绪,也会愤怒……此所以我不能成为公民,合格的公民不该是愤怒的,他被赋予权力,摆脱愤怒。

  南方都市报:你自2000年回国后,历经辞职风波和出书高潮,请谈谈你在新世纪的这个10年。

  陈丹青:正好是我回国的10年——我辞职时很平静,风波起于媒体;我每出一本书,不过是当年书市的几万分之一。10年过去了,我看见了我所看见的,此外没什么。

  南方都市报:最后一个问题。你有理想吗?

  陈丹青:没有理想,但有梦——言论自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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